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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为标志，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西方世界，对其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西方右翼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被英国工党等“左翼”政党所接受，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代表的工党在理论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为了深入了解新自由主义及“第三条道路”冲击下的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及社会主义运动，本刊记者赵丁琪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资深政治活动家大卫·希尔(Dave Hill)进行了专访，并翻译、整理本次访谈的内容。
大卫·希尔（1945—），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活动家。现任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研究员，《批判教育政策研究》杂志主编。他曾担任英国东苏塞克斯郡议会和布莱顿市议会的工党议员，并13次作为英国地方、全国和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参与选举。目前，大卫·希尔已出版著作2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代表性著作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种族与教育》（Class, Race and Education under Neoliberal Capitalism）、《批判性教育与马克思主义》（Critical Education and Marxism）等。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投票模式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因此，在英国，大多数（但并非所有)工人阶级家庭都投票给工党。作为一名工党活动家，我从16岁开始就以工党党员身份参加了多次选举，其中包括两次全国议会选举、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和多次市议会选举。至于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轨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是社会，即“论坛报派”（“Tribunite”），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受其影响，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东苏塞克斯郡议会19名工党议员的领袖。在议会工党议员团中，有两名多次坚定地站出来为工人阶级说话，他们就是激进派的成员。虽然我从未加入过激进派组织，但我阅读其出版的报纸《激进派》长达50年之久。我与他们共事，钦佩他们具有阶级意识的政策，例如“工人的议员拿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事实上，这正是我参加2010年和2015年议会选举的基础。而且我非常支持激进派的企业国有化政策，即只有在证明有需要的情况下才支付国有化的补偿。富裕的企业主、私有化产业的大股东们已经“榨干”了这些前国营产业，并在长期榨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是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非常赞同只根据“经证实的需要”支付补偿的征用政策。
在1982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激进派”被工党开除。4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与这些被工党开除或停职的一起从事政治工作。我们在“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Trade Unionist and Socialist Coalition）中一起工作，推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候选人在市级和全国的议会选举中的竞选。事实上，我曾于2010年和2015年在家乡布莱顿和霍夫市代表“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参加议会选举，并多次参加地方和市议会选举，最近一次是2023年。
1994年，右翼分子（工党意义上的）、亲美派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并被贴上了“新工党”的标签，工党显然越来越向右转。当然，工党一直是一个社会，即一个致力于管理资本主义而非取代资本主义的政党。而工党领导层和大多数工党议员一直都是亲北约和亲美国的。虽然工党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者参加的政党，虽然工党中始终有一些社会主义议员，但它终归是一个渐进主义的、费边主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繁荣时会给工人施舍一些恩惠，而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则会剥夺这些恩惠。
我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伊拉克战争，以及托尼·布莱尔和他的新闻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在伊拉克问题上所撒的谎，他们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在这场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惨遭大规模屠杀——大约有8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在撤退中被地毯式轰炸的伊拉克军队。2003年2月，200万人在伦敦举行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这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英国政府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奴隶般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工党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越南战争期间拒绝向越南派遣英国军队，尽管他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国提供了其他支持。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呼声非常高，声势浩大，就像2023年—2024年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一样。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由美国提供资金和武器，由英国、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提供武器。自2023年秋季以来，伦敦和其他城市定期举行大规模支持停火、支持巴勒斯坦的。尽管约70%的英国公众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呼吁停火，但与美国一样，英国两大政党都大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及其对加沙发动的战争。
至于“新工党”及其理论依据“第三条道路”，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在拥抱资本主义方面走得太远了。“第三条道路”显然是对工党将推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重复一遍，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是用来描述资产阶级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一想法的否定。布莱尔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导致国民医疗服务被私有化，对地方政府支出的限制导致了“私人融资计划”（即PFI），该计划鼓励私营公司建造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从公共财政中获取巨额利润。
他们不想超越改良主义、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即的第一阶段。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激进”、葡萄牙的“左翼集团”、德国的“左翼党”、英国的前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 和大多数工党党员、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 Cortez）、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和“不屈法国”等，都是如此。他们从未思考过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只是想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规范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更好地运作，实现更多的“社会正义”以及列宁所说的“经济主义”要求，增加社会工资、工人的个人工资和集体工资，“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更公平地分配剩余价值。
科尔宾长期批评北约和美国，是“反战联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的主要演说人。他十分清廉（他的议会开支申请是议会中最低的），长期从事反种族主义活动。在某些方面，他几乎是一个圣人般的人物——有原则、廉洁，在平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他是左翼社会人的典型。但我要重申的是，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人。他是约200名工党议员中的32名议员之一，是“社会主义运动议员小组”的成员。我要补充的是，这些“社会主义”议员不会把自己说成是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其中只有几个人是例外。
实际上，我们参加了“动力”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为工党内的服务。在选区一级（一个典型的选区约有6000名选民），工党会议的出席率大幅提高。我所在的选区——科尔宾担任领袖时我是那里的政治教育负责人——有多达50名成员参加会议。在科尔宾之前，出席会议的人数通常只有这个数字的1/3。有一段时间，科尔宾支持者——即“科尔宾主义者”——和工党老右翼在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对而言，布莱尔主义和 “第三条道路”令人失望，新的“西装革履”的布莱尔派议员以及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党内官僚也令人绝望。在此之后，大量新的年轻工人和学生涌入，拥有数十年经验的老一辈社会主义回归——这令人激动，令人兴奋。与布莱尔派不同的是，工党从来不会［引用布莱尔最亲密助手之一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话］“极度舒适地对待那些肮脏的富人”。工党相信再分配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相信“监管资本主义”。我再重复一遍“监管资本主义”，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
●工党右翼们“目瞪口呆”——大多数工党议员都是工党右翼。2017年大选结果出来的那个晚上，当科尔宾的工党以左翼政策纲领险些赢得2017年大选时，电视上捕捉到的画面绝对是惊恐万状、目瞪口呆。他们震惊，难以置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认为左翼政策，尤其是作为这些政策化身的杰里米·科尔宾，是不受欢迎的、已死的、过去时代的遗物。科尔宾的2017年大选宣言比1945 年以来的任何工党大选宣言都更加左翼，甚至比1983年的宣言更加左翼。它呼吁对铁路、天然气、水、电等行业重新国有化，增加工会权利，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取消学生学费、恢复大学学费全免的政策。
指责科尔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或 “哈马斯和爱尔兰共和军之友”，或捷克特勤局特工，显然无法抹黑他。于是，英国开始了现代最可耻、最不诚实的媒体宣传——将科尔宾塑造成反犹主义者。当然，针对左翼，针对任何威胁到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媒体谎言和运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1年，针对工党内左翼议员领袖托尼·本（Tony Benn）的运动，以及从1980年到1983年针对工党左翼领袖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的运动，都是非常无情的。那些亿万富翁控制着媒体！
大众媒体、右翼、议会中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工党议员——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污蔑科尔宾是反犹主义者。 他们还污蔑他的支持者。这场声势浩大的诋毁运动针对的是杰里米·科尔宾，但也针对工党中的社会主义成员，奇怪的是，还包括许多犹太裔工党成员。社会主义者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及活动家被指责为极端分子，是“内部敌人”。针对亲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的驱逐和迫害仍在继续。这确实是一场麦卡锡主义的系统性运动，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些抹黑以及媒体对科尔宾的日常攻击足以让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失去选票。这足以让英国不再拥有一位左翼首相——顺便说一句，在这位首相的领导下，英国脱欧将会更加温和，与欧盟的对抗也会减少。
媒体造谣的另一个例子是，科尔宾2017年的选举结果被说成是工党的选举灾难……事实上，工党在那次选举中的选票比2015年大选结果增加了10%正如罗杰·西尔弗曼（Roger Silverman）所言：“直到今天，媒体仍然在兜售科尔宾的政策不受欢迎的谎言。相反地，2005年工党仅以950万的选票赢得了选举；2010年这一数字已缩减至850万，2015年仍然只有950万。2017年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其选票飙升至近1300万！即使在2019年当工党因其混乱的脱欧政策而遭受严重挫折时，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仍然赢得了比2015年米利班德、2010年布朗甚至2005年布莱尔领导下工党获胜时多得多的选票！民意调查显示，科尔宾将能源公司、铁路、水务、邮政和电信公司重新国有化的政策仍然非常受欢迎。”。
在地方一级，在我所在的工党支部的十几名社会主义（左翼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成员中，除了四人外，其他人都已被工党停职、开除或。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工党议员也被工党停职。最近，凯特·奥萨莫尔（Kate Osamor）就因发表有关以色列的言论，指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是种族灭绝，于2024 年1月被工党议会党团停职。以色列政府在5个月内屠杀了加沙3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将其称为种族灭绝很难不让人同意。
她关于加沙正遭受种族灭绝的说法招致强烈批评，英国主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毫无保留地谴责凯特·奥萨莫尔将大屠杀与加沙当前局势联系起来的企图”。犹太劳工运动也谴责了这一“不恰当和冒犯性”的言论。这两个组织，连同“工党以色列之友”，在媒体和两大政党内部都拥有绝对巨大的影响力。这些组织带头攻击被他们指责为反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学者、学生和演员。他们经常劝说一些场所不要举办支持巴勒斯坦、要求停火的会议。这些事情经常发生。
当我在罢工者的纠察线和中发表演讲时，我会将公共服务的直接削减或对工人权利的攻击置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背景之下。大多数在这些集会上发言的人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改良主义的角度发言，没有将眼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联系起来。有些人这样做，但为数不多。大多数发言者都来自自由主义或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除了通过资本主义媒体的歪曲视角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即便许多发言人，也只是一味谴责最新的削减措施、提出更合理的替代方案或阐述不应削减的理由。
当然，许多发言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如英国（SPB）、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及其分化出来的组织，如“反火”（Counterfire）、“革命社会主义21”（Revolutionary Socialism21），或社会主义党（SP）及其分化出来的组织，如“社会主义选择”（Socialist Alternative）、“国际主义立场”（International Standpoint），以及其他较小的组织。有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带来的随处可见的报纸中一直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报纸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集会和会议上都会出现。
在英格兰，撒切尔夫人的政策（1979年—1990 年）由其保守党继任者约翰·梅杰（John Major）（1990年—1997年）继续推行，并由布莱尔（1997年—2007年）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新工党”政府（2007年—2010 年）以及2010年以来的保守党政府（2010年—2015年）所强化。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能力、“阶级混合”阶级混合（mixed social class），即学校的学生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包括不同经济背景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的公立综合学校体系（尽管本已漏洞百出）。
从我的童年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格兰和威尔士93%的学校都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这些学校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教育当局管理和控制。公立学校系统与私立学校系统并存，私立学校满足了7%的人口的需求。由于私立学校必须付费，所以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些人或者是资本家，或者是工人阶级中收入较高的管理阶层和专业阶层。这些私立学校价格不菲。非住宿生、非寄宿生的一般费用约为每年12,000英镑。阿尔佩什·迈苏里亚（Alpesh Maisuria）的研究表明，伊顿公学（英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为7.6万英镑。这甚至超过了我作为一名正教授一年的收入，是英国最低工资标准的4倍。
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有助于再生产现有的社会阶级不平等，并为分等级、分报酬的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在“罗素集团大学”，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4所精英大学中，只有4%的学生申请免费校餐，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近1/4的儿童申请免费校餐。这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当然，并不是所有上层阶级的儿女都能上大学，然后从事社会地位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工作。但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中，他们是佼佼者。他们赢了。他们赢得金钱，赢得权力。其他人，即大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非熟练、半熟练阶层，则输得一败涂地。
第二，私有化、半私有化。大部分公立学校教育已经半私有化，不受民主监督或控制，谁控制或“拥有”学校？“学院”学院（Academy）是英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种学校类型。它们是由政府资助的自主管理学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区别于传统的地方教育管理机构（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所管理的学校。学院不受地方管理机构的直接控制，而是由独立的赞助机构、非营利组织或信托基金管理。是一种在招生、课程、教师工资、学校劳动力技能组合和预算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学校。这些学校由纳税人资助，但不受民主选举和负责任的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在美国，相当于“学院”的是特许学校。
这简直令人发指！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公立学校，被交给企业、二手车商、地毯生产商、宗教组织、保守党捐赠者来经营、管理和控制！这不仅仅是少数学校的问题。英格兰的大部分中学（学生年龄在11岁至16岁或18岁之间）和许多“小学”（5岁至11岁的学生就读的学校）都交给了这些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给自己发工资。校长、连锁学院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有些人的工资甚至比首相还高。这些公款本应用于教师、后勤人员、教学设备和学校旅行。
第四，课程。公立学校的课程变得狭窄、缺乏创造性，而且越来越民族主义和保守。关于学校课程的保守化、去激进化和规训化，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讲述了在讨论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时，撒切尔夫人是如何亲自参与新的全国课程的设计的。例如，她亲自编辑、修改和删除了科学课程和地理课程的部分内容。撒切尔和随后的梅杰保守党政府也对师范教育课程进行了严格控制，几乎将社会学、政治学从师范教育课程中剔除。顺便说一句，他们以“冗员”为由将这些学科的激进讲师赶走了，比如我。
这是一份相当长的问题清单，主要讨论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但更大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波及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些问题和影响包括：教师的工资水平低，生活水平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职业倦怠，一些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对“激进”或“社会主义”书籍进行审查（或销毁），学校设施和校舍质量差，学生对“基础教育”（针对工薪阶层儿童）的反感，等等。教师工会（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教育工会）以及各种杂志、报纸、社会主义网站和学术期刊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对于在校学生（当然那不是精英私立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被要求不断集中精力应对考试、“基础课程”被压缩，学习艺术、音乐、戏剧和体育的学生越来越少。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脱欧投票中出现了分裂。我确实投票支持了脱欧，但我是从左翼立场出发的“左翼脱欧”（Lexit） ，即不带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的脱欧，而不是想要恢复“大英帝国光辉历史”的脱欧，这是保守党的愿景，也是脱欧党的愿景——一个在工人权利、健康、食品标准和人权方面不受欧盟监管机制影响的英国，这似乎又回到了“不列颠统治”的民族主义世界。不，相反，我们左翼脱欧派之所以希望英国脱欧，是因为欧盟本质上是一个专制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
看看欧盟对待希腊的方式。三驾马车，即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希腊公投“背叛”欧盟之后，他们对希腊实施了可怕的紧缩政策。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也在参与希腊政治（尽管参与程度很低），我去那里做学术演讲，但也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工会团体发表演讲，包括2014年“希腊中学（高中）教师工会”的全国年会。我参与了一个我认为是革命前夕的运动，在2011年炎热的夏天，我与“希腊者国际组织”“希腊者国际组织”（Organis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是一个致力于推动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在希腊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参与左翼政治和工人运动。斯巴达克斯支部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们一起在雅典的宪法广场抗议紧缩政策时，遭到了希腊防暴警察的催泪弹袭击。我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春季学期在那里的主要大学任教。
●英格兰不需要一个新的仇外、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移民的极右政党。我们已经有一个了，它叫保守党。2024 年，该党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专制主义更加明显的“改革党”越来越接近，后者实际上是英国独立党（UKIP）和英国脱欧党（Brexit Party）的继承者。“改革党”与整个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以及特朗普都有密切联系。但是，保守党的主要议员，如前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和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以及其他许多保守党的主要议员，显然对这种仇外、“文化战争”“反觉醒主义”（即在社会和性问题上反自由主义）和仇视教的言论非常满意。例如，曾在2022年和2023年担任内政大臣（即内政部长）的苏埃拉·布拉沃曼（Suella Braverman）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抨击，并声称在英国，教徒、极端分子和反犹主义者正在掌权。
除了对选举的承诺（甚至在选举中，保守党政府也在通过坚持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增加实际投票的难度）之外，当今保守党的政策和言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国民阵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近，保守党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及其议会和媒体支持者关于“阻止船只”（即从法国北部运送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向卢旺达运送非法移民的煽动性言论，以及对英国的批评，仅仅是过去十年中政府暴力言论和政策的最新表现。
有一个更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现在被称为“改革党”，该党最著名的人物是英国电视节目的常客和（右翼）媒体的宠儿——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他是英国脱欧党的前领导人、特朗普的朋友和崇拜者。改革党以及法拉奇，与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改革党与保守党的区别在于，保守党在议会中有大约100名被媒体称为“中间派”的所谓“国家”议员。媒体不断报道法拉奇重新加入保守党并成为下一任的消息。事实上，最近保守党副主席李·安德森（Lee Anderson）已投奔改革党。他希望其他保守党议员也能加入他的行列。
全球范围内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势力正在走向主流政治舞台，并在一些国家执政。比如现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和前任巴西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他们上台后迅速瓦解了社会，破坏了生态环境、劳动保护政策和法规。而在英国，这种情况发生的时间更长。英国脱欧一直是他们的梦想。脱离欧盟，废除所有欧盟法规，包括所有来自欧盟的环境、健康、社会、劳工、司法法规。而这一点，即废除所有欧盟法规，仍然是保守党内比现任首相瑞希·苏纳克更右翼的人的梦想——这些人包括前首相利兹·特拉斯、保守党未来的领袖凯米·巴德诺克，以及保守党右翼所谓的“五大家族”。最近，他们加入了由利兹·特拉斯领导的保守党内的小团体——人民保守主义（PopCons）。
保守党当然不受欢迎。例如，保守党在议会补选中损失了大量选票。2024年2月，保守党在威灵伯勒议会补选中失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地区第二次倒向工党。2023年2月，保守党和工党在竞争工党以前的议席时，都遭遇了惨败，输给了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一个既反对里希·苏纳克又反对基尔·斯塔默，亲加沙并且自称亲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截至2024年春季，保守党的民意调查支持率约为20%，为50年来最低。保守党支持率的低下，并不意味着对工党的热情在上涨。英国民众对两个主要政党都抱有敌意。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对于数千万英国人来说，他们面临着“生活成本危机”——能源、食品价格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英国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英国目前有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约有100万儿童生活贫困，他们的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衣食住行或取暖费用。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困境中，他们每天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消费能力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的下降。生活贫困的定义是，无法负担以下一项或几项——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暖气、足够的衣物。赤贫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被我们称为“社会反革命”，它降低了数百万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大量财富从工人阶级向富人转移。
这确实让我非常愤怒。我以为我少年时所经历的贫困已经减少了。就我自己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在学校吃免费餐，用市政券买背心和内裤，很少有新衣服，从来没有一双自己的足球鞋（我的足球踢得还不错，每周我都要去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借一双足球鞋，每周都不同，有时合脚，有时不合脚）。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37岁担任中学教师时，我敲开一名12岁学生的家门，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来上学，她的母亲走到门口说：“啊，希尔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不过没关系，琳达下周就要来学校了。我们周五收到了社会福利支票，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她买一双帆布鞋”。
富人在其政府代表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腰包塞得满满的，而他们却掏空了穷人的腰包——不只是“同时”掏空了穷人的口袋，而是“通过”掏空穷人的口袋塞满自己的腰包。我认为，那些暴发户、那些“鲨鱼”、那些“有权有势”的敲诈勒索者应该接受审判。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被关进监狱。因为欺诈、腐败，因为“掏空穷人的腰包”。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名言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理论上，资本主义国家是马克思所说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点在20世纪并不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三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社会和工党政府，向民众发放“福利金”，加强保护工人的监管，并进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工人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增强，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作用。改良并非“恩赐”。它们是争取来的，特别是由工会、工会运动争取来的。
